以粮为纲 新都农村“丰粮记”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农业生产水平极为落后，农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辛苦的耕耘却换不来很好的收成。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，勤劳的劳动人民利用现有条件，不断推动粮食技术的突破，粮食产量也逐年提升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让以粮为纲的劳动人民对于粮食产业需求早已从“吃得饱”变为“吃得好”，更加追求“吃得安全”和“吃出健康”。

1960年的夏天，天空一片青灰色，暴烈的太阳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。蝉在树上“知——了”“知——了”地叫着，声音低沉而缓慢。天气闷得像一个不透风的罐子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同天气一样烦闷的，还有时任清流乡丰收村（现翠云村）村支书的赵元松。由于规划需要，1960年建设的宝成铁路支线——成汶铁路，穿村而过，正好截断了村里的主要灌溉渠，这让本就缺水的丰收村愈发艰难。没有水，就意味着粮食减产，甚至欠收。在那个以吃饭为首要问题的年代，缺水是一件天大的事。

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问题，赵元松一边向乡里打报告，一边组织村里的劳动力修毛渠自救。由于缺少水利方面的知识，丰收村的修渠灌田，从灌溉田往水源处挖，渠是修好了，但田高渠低，灌不进水。修渠失败，稻田灌溉只能依靠古老的引水灌溉农具——水车，但低工作效率的水车无法满足全村1500余亩稻田的灌溉。

勤劳的村民想出了一套特别的解决办法——“栽季秧”。“先将水稻全部种植到有水的稻田里，水稻间距由8寸见方缩小到3寸见方，等旱田有水后，再将水稻移栽过去。”赵元松说，过小的水稻间距不利于水稻生长，季秧这种特殊的栽种方式也带来产量的降低，每亩产量只有正常栽种的60%，一般水稻种植到5月底就基本完成，丰收村的水稻一直要种植到6月底。过晚的种植时间，不仅让产量降低，收获时间的延后，造成土地熟化时间减少，也不利于小春种植。

在暂时无法彻底解决灌溉用水的情况下，赵元松想到了解决水稻的品种问题。“桂朝13号”、“珍珠矮”，是丰收村种植的水稻品种，亩产大多在500斤左右。之后村里引进过“内中152”、“泸城1号”等亩产可达700斤的高产水稻品种，由于被迫“栽季秧”，亩产减少，量也没能提上去多少。

丰收村人口多，耕地面积少，粮食减产就意味着生活艰难。紧巴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1年。那一年由县上牵头建设的七支渠动工。七支渠穿村而过，连接人民渠，直接引都江堰水系灌溉。丰收村出动200余名劳动力，肩挑背扛，深掏深挖，用鹅卵石加固河岸，一举解决了灌溉用水的难题。

到了枯水期，河底的淤泥由于肥沃且蓬松，是上好的肥料，村民们便用来进行土壤改造，每月翻田一次，4个月的改造周期，可使水稻亩产提高50斤左右。

次年，村里成立了农科队，建起了简易大棚，组织村民育苗制种。“火塘秧”是丰收村制种的成果。这种秧苗，成熟周期短，较之常规品种成熟时间足足提前一个月，亩产更可达到800余斤。别小看这一个月，水稻的提前成熟收割，能让土地熟化时间增加，更有利于作物的生长，对下半年小春种植有莫大好处。

通过修渠、改田、制种“三台大戏”轮番上演，在周围的村庄还在为吃饱而犯愁的时候，丰收村已是谷满仓、粮满房。“火塘秧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庄，邻村甚至邻县的也慕名前来交换种子。偏居一隅的丰收村至此开始，从风调雨顺时的“小丰收”，走向长长久久的“大丰收”。

“要吃粮，找老刘。”在县老一辈农民当中，几乎无人不知这位实干肯钻的“老农人”。

老刘是谁？老刘名叫刘耀钧，原新都县高级农艺师，一位把一生都奉献在育种事业的追梦人。

老刘与育种的缘分要从1954年说起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油菜作为最主要的油料和经济作物，群众种植热情很高。50年代中期以后，为了增产，我国开始推广从国外引进的甘蓝型油菜——胜利油菜。

那时新都县是全国著名的油菜产区，全县耕地41万亩，油菜面积就达到17万亩。面积虽然大，但缺乏高产品种，50年代初油菜平均亩产不到100斤，远远低于全国水平，群众颇有意见。

1954年秋，作为新都县第一国营农场技术员的刘耀钧，参与了甘蓝型胜利油菜的试种工作，胜利油菜高产、抗病、迟熟，亩产提高上百斤，经过两年推广，到1958年已成为新都油菜当家品种。

原有的矛盾解决了，新的矛盾又显现出来。胜利油菜推广以后，群众普遍反映成熟期较晚，影响了水稻的及时插秧，生产上急需一个即高产又早熟的品种。同时上级政府要求，提高复种指数，改一年两熟制为三熟制，推广油菜——早稻——晚稻组合。

油菜是天然异花授粉，变异性极大，在一块田里就存在许多不同的变异株，育种难度大。胜利油菜由于是新引进品种，改良工作还是空白，没有现存的样本，没有现存的经验，只好边干边摸索。为解决油菜迟熟的问题，刘耀钧一件白衬衣、一顶草帽，下田做起试验起早贪黑，不喊累、不叫饿。

育种是一件及其枯燥的事情，产量、品质、高矮、抗性……一季几十亩试验地，成千上万份材料，几十万株苗，一个个去看，一个个去摸，一颗颗去选。在油菜苗期、抽苔期、初花期、末花期、成熟期刘耀钧都进行细致标记，特别看重早熟、荚多粒多、植株矮等主要指标。从1958年起，经过连年单株选择，终于在1961年发现了一特早熟油菜，分枝矮而多，成熟早且产量高，最高亩产达到503斤，比之胜利油菜亩产提高15%以上。因成熟早、苗架矮，故命名“矮架早”。

为了保持“矮架早”的优点，从1962年以来，刘耀钧每年都要在育苗地内进行选择，把那些叶色淡的天然杂交株和弱小株去掉。在初花期选那些开花早，分枝矮而多的植株，进行单独收获留种。就这样年年不断选优，加上套袋保纯等技术，使“矮架早”油菜保持了优良种性。

5年的育种，终于引来收获。1695年，“矮架早”在全县推广使用，全县平均每亩油菜增长103斤，涌现出了一批亩产600斤以上的高产生产队典型。1978年，四川省科学大会上，“矮架早”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。

“矮架早”从1965年到1979年在新都县当家的15年间，累计种植面积147万亩，增产效益超一千万元。同时推广到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上海、江西等地。

育种虽然漫长，但厚积必然薄发，刘耀钧的育种事业已经到了丰产期。此后，刘耀钧先后培育出油菜“新都大粒”、“新育18”、“早熟821”等；小麦培育出“早阿波”、“新麦一号”、“长芒矮”等；水稻培育出7134、8101等10多个品种。先后在国家级、省市级杂志发表农业科技论文30余篇，油菜矮化育种的实践收入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，获全国肯定。至此，新都数十万农民的“粮袋子”终于鼓起来了。

一个好品种的选育，需要在万千样本中选其精华，搞育种就是一个不断失败的过程，很多育种人一生奉献，一辈子的汗水和精力，都抛洒在田间地头，黄灯孤案，却未能有所成就。一个成功的育种人是因为他坚持下来了。

因在育种事业中的卓越贡献，1992年，刘耀钧获得全国突出贡献奖，享受国家特殊津贴。“看到自己选育的种子，挺拔地长在农民的田间地头，那份快乐，无可言喻！”刘耀钧感叹道，这就是育种工作的魅力。

进入千禧年，传统农业从粗放式耕作向精细化生产迈进，从最初亩产不到四五百斤，到如今动辄一千多斤，农业生产水平的改善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从吃得饱到吃得好，新都的绿色循环农业也正是从此时起步。

位于石板滩镇优胜村的优胜养猪场不但猪养得好，菜也种得好。早些年，猪场建起了沼气处理池，粪污生产沼气，用沼气发电供应养殖场，沼渣、沼液通过地下管道，供应周边菜农生产无公害绿色蔬菜。

优胜养猪场负责人XXX之所以那么热心地做废污处理，还有他自身发展的“小算盘”。“猪市不稳定,把资金都投到养猪上，遇到低谷期资金链面临很大考验,‘鸡蛋不能总放在一个篮子里’。”XXX说养猪有风险，他就用沼液做肥料搞种植来分担风险。

沼液、沼渣作为养殖场周边1000亩蔬菜、2000亩粮食作物有机肥全部还田利用，不光解决了污染问题，还减少了成本增加了收入，“每亩光肥料钱就省了600多元，一亩地一年能收入一两万元。”XXX说，沼气发电，更是解决了养殖场的用电问题，年节省电费支出28万元。这种农业循环模式，有效地解决养殖场的污染，为群众提供了有机、绿色、无污染的果蔬，大幅度地提高了合作社流转土地的经济效益。

养殖粪便加工成有机肥、养殖场污水沼气池处理后还田……为避免污染农田，从2012年开始，新都全面启动养殖污染治理，对养殖场极为“苛刻”——但凡不运用循环农业生产技术的，全被关闭。当年就关掉658家。

以绿色循环农业技术为支撑，将质量安全防火墙筑在田间最前沿。每年四月，蚊虫开始渐渐变多。斑竹园镇檀木村的芹菜地里，却看不到打药的农民。有的只是一块块诱捕害虫的“黄板板”。“基本不用化学杀虫剂，都靠绿色生态办法！”村民胡本均说，这是村里蔬菜畅销的秘诀。

从田间作物变为农产品，并不意味着监管结束。“不是啥子蔬菜都能在这卖喔！”新繁镇的陈道州拉一车蔬菜进农贸市场，口气中充满骄傲——只有像他车厢里的那样，是认证有效期内的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，或出具检疫证书、质检报告、准出证明等材料的农产品、畜产品，才能进场销售。

目前，我区已实行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管理，农产品凭准出证明、畜产品凭检疫合格证明入市销售，确保了市场环节的安全。

为实现农产品可持续跟踪监管，该区还积极建立农产品和畜产品两个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。2009年起，在生猪定点屠宰厂实行猪肉芯片绑定。同时从制度入手，制定“农产品质量安全定期通报制度”、“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打联动实施办法”等7种管理制度和办法，指导和规范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；还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快速反应机制。

规范化、制度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，实现了监管不留一点“死角”。近年来，新都交出未发生一例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精彩答卷。